杜甫的诗为什么那么苦？苏轼为什么被贬那么多次？李清照的词风为什么前后差别那么大？答案藏在三个历史事件里。
一、安史之乱（755-763年）：杜甫从“会当凌绝顶”到“诗史”
安史之乱爆发前的杜甫，写的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壮志、有豪情。战乱来了，一切都变了。
这场叛乱持续了八年，唐朝由盛转衰。杜甫亲历了战乱的整个过程——被叛军抓住、逃出长安、一路颠沛流离到四川。他沿途看到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荒凉景象。
“诗史”称号是怎么来的？
据晚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意思是说，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把自己颠沛流离的经历和一路上看到的社会现实全部写进了诗里，后人读他的诗，就像在读那段历史。
“三吏”“三别”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新安吏》写中男（未成年的少年）被强行征入伍，《石壕吏》写老妇被迫服役，《潼关吏》写士兵修筑潼关防御工事——三吏写的都是征兵和防御。《新婚别》写新婚夫妻被迫分离，《无家别》写战败归乡却无家可归的老兵再次被征，《垂老别》写子孙阵亡的老翁被迫参军的决绝。
写的不是杜甫自己，是千千万万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安史之乱改变了杜甫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诗歌的方向。从杜甫开始，诗歌不只是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也成了记录时代的“史笔”。
代表作品：《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及“三吏”“三别”。 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二、乌台诗案（1079年）：苏轼从“大江东去”到“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一生两起两落。乌台诗案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说他写的诗“讥讽朝廷”“谤讪新政”。苏轼被捕入狱在御史台（乌台）被关押审讯130多天。他在狱中以为必死，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绝命诗：“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最终多方救援才免去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毫无实权的闲职。
黄州：从“苏轼”到“苏东坡”
初到黄州，俸禄微薄，苏轼不得不在城东开荒种地，给自己取了个号——“东坡居士”。从京城大员到荒凉农地，从天之骄子到戴罪之身。你问他恨不恨？他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把个人命运放到千古历史中看，眼前的得失就没那么重了。他又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风雨再大，慢慢走就是了。
黄州之前，苏轼的作品豪放外露，有“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入世期待。黄州之后，他转向对人生、自然、历史的深沉思考。儒家济世之外多了道家的超脱和佛家的空寂。他的诗词风格也从大气磅礴转向旷达。
代表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些全部写于被贬黄州期间。
三、靖康之耻（1127年）：李清照从“绿肥红瘦”到“寻寻觅觅”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攻破北宋都城东京。第二年，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宋灭亡。这就是“靖康之耻”。诗人们遭遇的不只是战乱，更是亡国之痛、离乱之苦。南渡词人的词风，在这个节点发生了明显转变。
李清照：国破、家亡、夫死
李清照的前半生，是闺阁中的人生赢家。父亲李格非是苏轼门生，丈夫赵明诚是金石学家。她早期词写得清丽婉约，写少女荡舟“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写黄花相思“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侍女的憨态“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南渡以后，一切都变了。靖康之后，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带着毕生收藏的金石字画南渡逃亡。接着赵明诚在赴任途中病逝。金兵南下，李清照独自在江浙一带漂泊，文物、字画、古籍也尽数散失。国破、家亡、夫死——三重打击。她后期的词从清丽婉约变成沉痛苍凉。她的笔下不再是闲愁，是真实的愁、亡国的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最经典的《声声慢》开篇连用14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没有一个字写“愁”，却字字都是愁，字字都蘸着家国之恨。
代表作品：前期《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后期《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武陵春·春晚》。
历史对诗词的意义
不了解安史之乱，就读不懂杜甫的沉郁；不了解乌台诗案，就读不懂苏轼的旷达；不了解靖康之耻，就读不懂李清照后期的凄凉。
这三个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三位诗人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词的方向——杜甫之后，诗歌有了“诗史”的厚重；苏轼之后，词有了“诗化”的豁达；李清照之后，婉约词有了承载国破家亡的深广度。诗不只是文字，是一个时代的回响。